沪苏“内陆招商”新打法昭示了什么

2022年上海市级层面赴北京、成都、广州、深圳、杭州、武汉举办“投资上海-全国行”活动，2023年上海市级层面再次赴广深招商，持续加大力度。

江苏也在这两年间组成高层级代表团赴武汉、西安等地招商，尤其是江苏各市连续组团到内陆的武汉、成都、西安、太原、北京等地招商。

沪苏高层级招商不仅是省市党政领导组团，而且以科技专家、企业家、园区负责人为招商团队实操主体；招商活动不仅是党政领导层面的对接，而且更多的是实操主体直接对接目标区域的创新和产业主体。一旦有“苗头”，即由实操主体与对方创新主体和产业主体深入进行专业化和针对性勾兑，跟踪推进以达目的。

这种上下层次联动、主体专业运作，大幅提高了招商效率。为使之常态化，上海还在2023年第一次在成都等地设立招商服务机构。

资料表明，2022年上海在内陆地区招商累计有80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超600亿元。同年，全国范围内从原登记地迁移出的高新技术企业有82.2%都被招去江苏，当年全国迁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最多的前7座城市全在江苏。

其中，迁入数量排名徐州超过南京，盐城的招引数量相比上年几乎翻倍，常州在一年间从迁入1家飙升至62家。这种上下层次联动、主体专业运作的打法，既显示了政府领衔招商的作为，又发挥了微观实体的主体作用，呈现出政府+市场结合的内在逻辑。

沪苏“内陆招商”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招引高新技术资源。以往招商引资沿袭的是“梯度转移模式”，即产业和资本由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转移。

然而在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背景下，国内主要中心城市经过历年培育蓄积形成了各有特长的科技创新资源和新兴产业资源，沿海省市与内陆中心城市在某些领域处于同一起跑线，在国内大循环格局下其配置模式就不再是“梯度转移”，而呈现为高新技术资源水平式“优化集聚”。

笔者与上海有关专家交流了解到，过去多是上海到中西部城市设立产业基地，而今则是内陆城市到上海设立“离岸科创园”、企业研发中心和总部。2022年上海从内陆城市招引进的80个项目中相当比重就是这种研发中心和总部。如成都“土生土长”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越凡创新科技公司，在商用机器人制造行业颇有优势，上海把公司创新中心招引到宝山。

江苏的内陆招商也是如此，据成都开发区资料显示，2023年间5家总部在成都的智能网联企业就接待了南京、苏州、无锡、张家港等多城市由书记市长带队的上门招商，内容即为商谈把5家企业向江苏城市搬迁总部或建立研发中心，以补齐江苏城市的智能网联产业生态。

不难看出，过去招商重在引进扩大制造产能，而现在沪苏内陆招商则更看重科技资源。如果把这种打法放在众所周知的价值链“微笑曲线”中考量，显见的是把招商着力点从“微笑曲线”的中端加工制造环节转向曲线前端的科技研发环节。

多年以来，招商引资的理念基本上是“招大引强”为主导，“招大商”成为普遍的招商口号甚至成为考核目标。然而，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中的大量新技术、新产业目前尚处于创新成长周期的早中期，其创新机构或高新企业也以中小微型为最多。

沪苏的内陆招商以获取科技产业创新资源为目的，一味“招大引强”便不合现实了。因此，沪苏在内陆招商中将重要的目标对象锚定于刚度过前三年初创期的高新技术企业，将这类中小微型创业企业招引到沪苏再助长育成，可谓是“插秧育苗”。这种打法与科技产业创新创业周期性显然具有更高的吻合度。

不妨再深究一层，从一般规律观测，当高新技术企业在某地已经做大做强，表明当地具备了该企业适宜的产业生态，因而企业的“地域粘性”很强，使其易地迁移难度极大。而中小微企业还是“秧苗”，寻求适宜成长生态的选择空间很大，有着“择良枝而栖”的需求。正是因为如此，沪苏在内陆招商中不是单纯求大，而将招引小微高新企业看得同样重要，着力也尤甚。

如近年来迁入江苏的2560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注册资本小于500万元的小微企业占到76.21%。招引进来后，江苏各市大力度扶持，助力企业加快成长，迅速形成群体效应。如2022年南京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年增长率从16%猛增至169%，企业数量达到8000多家。

此外，沪苏等地为培育布局未来产业，更加重视招引未来产业领域目前还只是“端倪”“苗头”的科技资源、创新团队和创业公司。

有关理论研究表明，当代高新技术新兴产业的选址与布局决定于三个逻辑，即贴近市场、靠近创新策源和板块化分布。沪苏的内陆招商正是按照这三个逻辑，打组合牌、建三磁场。

一是在贴近市场方面，沪苏利用创新领域广阔和产业门类丰富的优势，为招引进来的科创产业主体提供巨大的应用场景；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消费能力巨大，新兴产业的终端需求前景极其宏阔。这就使新技术新产业能够基于沪苏乃至长三角中心城市强劲的需求能力而得以迅速转化和壮大。这便是“应用场景磁场”。

二是在靠近创新策源方面，沪苏利用科教实力雄厚的优势，围绕科教中心招引创新创业主体，尤其是上海、南京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磁场效应，以科技研发合作、适用人才要素等优异条件的供给能力，强力吸引了内地创新团队和新兴企业迁移进来。

三是在板块化分布方面，沪苏各区市各扬所长、型塑主导产业板块。有分析指出，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位于中上游环节，如数据资源、AI开发技术的企业更偏好科教资源丰富的南京；而在下游环节，传统制造业资源丰富的南通对工业机器人、智能电驱系统、智能控制装备企业的吸引力较大；智能家居、智能安防、物联网设备企业则更青睐已经形成家居产业集群的徐州。通过明确的主导产业精准招商，使这些城市的主导产业更大更强，并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兴产业板块。

可以看到，沪苏将场景（市场）招商、创新链招商、产业链招商、板块集群招商等好牌组合叠加运用，使内陆招商更具丰富性和灵活性。

这方面上海做的比较突出。上海把内陆企业招引到上海设立研发中心和总部，助力他们做大做强后，又反哺内陆城市的制造产业。如武汉经开区有企业被招去上海，迅速拓展了国际市场，在做大做强之后又回武汉建立了第二总部，以更强的实力为武汉地方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还利用国际贸易投资和交流服务中心城市的资源，向内陆地区开放了诸多“窗口”和平台，支持内陆地区在上海开设“窗口机构”和平台实体，提升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双赢效应。在国内大循环格局中，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的竞争应该是良性的，追求“帕累托改进”效应，而不应该是“零和博弈”。

因此，招商新打法讲求既竞争又合作、追求双赢效果，或许正是“商界竞合时代”的客观逻辑使然。